暴民出現的土壤

陳勝、吳廣是秦末時(公元前三世紀)的貧困農民,由於徭役賦稅負擔沉重,刑法苛毒,終於在忍無可忍的時候,變成暴民,而且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,對他們來說,反正沒有活路了,所以「壯士不死則已,如果死,就要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」!
聽說好幾年前,那時朱鎔基還是總理,有一年去廣東一個二級城市旁邊的小鎮巡視,小鎮的政府辦公室蓋得好比酒店,比起他那個中南海辦公室威風不知多少倍,鎮長辦公桌上一排電話,比起白宮的總統還要有派頭,朱總觀後拋下一句:「中國不出陳勝、吳廣才出奇!」
一個社會出幾個暴民好像沒有甚麼了不起,但朱總所擔心的,是社會在不知不覺間積澱了暴民出現的土壤。
陳勝、吳廣當年,如果社會上有人聽見他們的聲音,有人多關心一下這班弱勢群體,哪一個農民會置老婆孩子熱炕頭不顧,而提腦袋去與國家機器拼命?
如果殺五警的北京大漢楊某深信公安部門是個法治單位,公安人員不會在任何情形下以個人的意志凌駕在法律程序上,法律程序不會在任何情況下成為欺負老百姓的工具,假如有誤會,自己的聲音一定有人聽見,自己的公民權與尊嚴在任何情況下,甚至當自己處在社會的最低層,也一樣會被重視與尊重,楊某就可能不會因為被懷疑偷單車而被拘留六個小時,楊某在被扣留的六個小時中,也不會從心的最深處產生憤怒、無奈、痛恨、恐懼、無望的情緒。幾年前,我在上海公安局體驗過這種情緒的烙印,促使我寫下這篇文章,而楊某在經歷這個烙印後,殺了五個警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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